《东西君子之会》之四
从善通寺到高野山一夏季，顶着炎炎的烈日，我来日本的佛教圣地高野山祭拜空海大师。
高野山位于日本纪伊半岛的东北部，是长峰山脉的一部分，属于高野龙神国家公园。我从大阪出发，乘坐通往高野山的专线，一路在深山间穿行，远处炊烟渺渺，点点农舍，一片静谧而悠闲的田园风光。车厢里的人不多，大多数是老年人，都是专程去高野山参拜的信徒。对于日本的佛教徒来说，朝访高野山是一件积累功德资粮的修行大事。最后，我们在一个叫“极乐桥”的地方换乘缆车，就进入到高野山之中。这里是群山环抱之地，四周矗立着海拔一千多米的诸多山峰，犹如莲花盛开，也被称为“八叶之峰”，方圆一带的地形则似一座饱经风霜的莲华座。山谷中寺庙和塔楼林立，还有许多僧侣们的住所，以及出售佛教用品和纪念品的商店等等，成为一座独一无二的佛教城。唐代诗人杜牧的名句“南朝四百八十寺，多少楼台烟雨中”的情景，在这里得到了真实的再现。
公元年，空海大师得到嵯峨天皇的允许，在高野山开创佛教密宗真言宗（东密）的基本修炼场所。年，空海偕同弟子和工匠来到高野山，着手建设殿堂楼阁，修建大塔、讲堂、僧坊等主要伽蓝，并把此山命名为“金刚峰寺”。由此，诞生了在日本佛教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高野山真言宗总本山，成为世界各地求学东密佛法的圣地。从那时到现在，已经有年的历史了。年7月，高野山以“纪伊山地的圣地与参拜道”之名列为世界文化遗产。
在高野山行走，如身临佛国净土，经声佛号，幽静空旷，意境古奥。耸入云端的千年古树、星罗棋布的伽蓝道场，在悠悠千余年中形成了独特的景观。虽然已经是盛夏季节，但漫步在林荫密布的山路上，感觉到的只有清爽和宁静。高野山以金刚峰寺为中心，由伽蓝坛场、山内寺院、奥之院等部分组成。我在参观了坛场的大塔之后，便去大师的御庙(即“墓”)奥之院。往奥之院，要经过一条长达两公里的参拜道，两旁古杉参天，绿树成荫，古墓如林，是一片巨大的墓园，遍布着无数的古墓、祈祷碑和慰灵碑，包括织田信长、武田信玄、上杉谦信等诸大名的墓石，肃穆而庄重，特别是祭祀德川家康以及德川秀忠的“德川家灵台”，尤其引人注目。我漫步在长长的参拜道上，经过那漫无边际的古墓群，心情也不仅肃穆起来。日本人认为河川是现世和来世的分界。在参拜道的尽头，有一条被称为“御庙川”的潺潺小溪，跨过架在上面的“御庙桥”，我就来到了空海大师的御庙灵域。
在大师御庙灵域，正面是宏伟的灯笼堂。堂内满满挂着多达一万多个的灯笼，漂浮着神秘而庄严的美感。绕过灯笼堂，就是弘法大师的御庙，仿唐式的建筑，仿唐式的庙内陈设和佛教礼仪，仿佛又回到了空海大师的那个年代。在缭缭的线香烟雾里，烛光摇弋，清澈的山风洗涤着人性中的邪恶，笼罩着一片神秘的气氛。在日本，人们至今仍然相信空海还活在圣地高野山上，继续拯救着大众的灵*。
二我站在空海大师的御庙前，瞻仰着大师的纪念物，心里升腾起对那位年前佛教大师和文化使者的崇敬之情。
公元年，空海随日本遣唐使来到中国求法。那是一个大唐王朝盛况空前、万国来朝的时代，是大唐文化气象万千、威力远被的时代；在日本，则是一个学习唐文化风起云涌的时代，是“全盘唐化”的时代。一艘艘的遣唐使船，一批批的留学生、学问僧，历尽劫波，飘洋过海，踏上大唐的国土，沐浴在光芒万丈的大唐文化的春风之中。空海来到长安，为大唐文化的丰富多彩、博大精深所震撼，他遍访高僧，结交名士，如饥似渴地广泛学习大唐文化，最后来到长安南郊的名刹青龙寺，拜阿阇黎（传法大师）惠果和尚为师。惠果是一位弘传密教的高僧，三朝国师，他化度众生，还培养了一批专事密教研究的大德。空海在青龙寺学法修行期间，慧果大师极为欣赏他的才学，师徒情深，不仅为他灌顶，还授予他“遍昭金刚”法号，成为正统密教第八代传人。惠果把两部大法及诸尊瑜伽等全部传予空海，犹如泻瓶，还命画工图绘胎藏金刚界大曼茶罗十铺，嘱铸工新造道具十五具，以及图像写经赠予空海，希望他“早归本乡，以奉国家，流布天下，增苍山福。然则四海泰，万民安，是则报佛恩，报师德也，为国忠也，于家孝也，传之东国，努力，努力”，对于空海给予了无限的期望。
青龙寺位于地势高峻、风景幽雅的乐游原上，建于隋文帝开皇二年（年），是中国佛教唐密道场之一。唐朝诗人朱庆余《题青龙寺》诗曰:“寺好因岗势，登临临夕阳。青山当佛阁，红叶满僧廊。竹色连平地，虫声在上方。最怜东面静，为近楚城墙。”白居易的《青龙寺早夏》中也写道：“尘埃经小雨，地高倚长坡。日西寺门外，景气含清和。闲有老僧立，静无凡客过。残莺思意近，新叶阴凉多。春去来几日，夏云忽嵯峨。朝朝感时节，年鬓暗蹉跎。胡为恋朝市，不去归烟萝。青山寸步地，自问心如何。”李商隐也曾在这里写出了传诵千古的诗句:“向晚意不适，驱车登古原。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*昏。”然而，以后的青龙寺几经毁建，历尽沧桑，到宋元佑元年(年)以后，寺院则被彻底毁灭，片瓦无存。
从年起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进行了系统发掘，清理出殿基、站台、散水、花坛等多处地下遗址。年中日两国佛教界在青龙寺遗址上合建“空海大师纪念碑”，后又共建“惠果空海纪念堂”。我曾两次来到青龙寺。第一次是在十多年前，那时的青龙寺刚刚完成复建，园内的樱花树刚刚栽培，游客稀少，显得还比较冷清。去年四月我第二次去青龙寺的时候，正是樱花盛开的季节。细雨蒙蒙之中，枝头的樱花开得正艳，满地也飘落着樱花瓣，满园飘逸着淡淡的花香。庭院的中心建筑为云峰阁，此外，还有诗碑廊、竹月轩、环秀台等，园林内松竹成荫，瀑布、小溪、假山、楼阁、诗碑廊与空海纪念碑、惠果空海纪念堂相互衬托，浑然一体，美不胜收。“世界和平祈念塔”上悬挂着“中日友好和平之钟”，钟声雄浑激荡。踏着路径中散落的花瓣，迎着细细的雨丝，想象着当年惠果与空海师徒之间的智慧交集，神思渺茫之间，不期然地与千年前的*灵相遇。
三元和元年(年)三月，空海回国途经越州，友人朱少乘、朱少瑞、鸿渐等人赋诗相送。僧人鸿渐写了一首《送空海上人朝谒后归日本国》：
禅居一海隔，乡路祖洲东。
到国宣周礼，朝天得僧风。
山冥鱼梵远，日正辱楼空。
人至非徐福，何由寄信通。
空海回国后，不辱师命，建坛修法，声誉大震，其他寺院的学僧前来问学受教，络绎不绝。在嵯峨天皇的支持下，空海在日本创建了真言宗，为平城上皇及废太子高岳亲王行灌顶礼，集朝野之敬归于一身，尊荣一时。他在平京城东大寺建立真言院，以此为密教的基地。后来天皇赐东大寺为真言宗道场，模仿长安青龙寺，为镇护京城的道场，号为“教王护国寺”。除了弘扬佛法外，空海在文学、土木、医学、艺术等方面颇有建树，书法造诣也极深，被誉为“日本三笔”之一，为盛唐文化的东传作出了巨大的贡献。他编写的《篆隶万象名义》是日本史上第一部汉语字典，对日本人学习汉语，起到重要作用。他还在京都创建“综艺种智院”，是日本平民教育最早的学府。公元年，空海于高野山升西，醍醐天皇追赐“弘法大师”谥号。
一年春天，我曾到奈良的东大寺参观。这所佛寺于年由圣武天皇创建，因为选址在平京城以东，所以被称作东大寺。东大寺的伽蓝以大佛殿(金堂)为中心，寺域广阔，规模宏大。走进东大寺，首先感到的是巨大的震撼：首先经过的正门“南大门”，是日本最大的寺门。世界上最大的木制建筑大佛殿里，高达15米的大佛像卢舎那大佛，是世界上最大的镀金青铜坐佛像。卢舍那佛深受唐代美术作品的影响，匠心独运，气势雄浑，金色生辉。其名称也是取自洛阳龙门石窟的“卢舎那佛”。东大寺内放养的梅花鹿也是古今闻名。当年老舍曾有《奈良东大寺》一首：“佛光塔影净无尘，几点樱花迎早春。踏遍松阴何忍去，依依小鹿送游人。”公元年，唐鉴真和尚历尽艰辛东渡日本，在大佛殿前临时建造的戒坛向圣武太上皇等僧俗授戒。大佛殿西侧的戒坛院即是鉴真和尚平时传授戒律的场所。而半个多世纪后，这里又出现了空海大师飘逸而儒雅的身影。
四实际上，早在二十多年前，我就与空海大师有过“一面之缘”。年12月，我作为中国青年代表团成员访问日本，曾经到空海大师的故乡四国地方的香川县参观。
那里有一座善通寺，是空海大师从唐回国后，于年在自己的诞生地建立的寺庙，与奈良东大寺、纪州高野山并称空海大师“三大古迹”，也是四国八十八所灵场第七十五处。我在这次访问日本回来后写的游记中这样记述善通寺:“我们乘坐的大轿车停在院落前面的广场上，首先看到的是一座汉白玉建造的空海纪念碑。﹍﹍绕过空海纪念碑，我们看到一座仿造洛阳天津桥模样的济世桥，便走进了寺院的正觉门。里面是一片木制结构建筑群，主建筑是供奉空海大师尊像的御影堂，还有圣灵殿、大旭殿、奥书殿、宝物馆等，御影堂后面有一座仁王门，走过仁王门便到了另一个院落，有经堂、金堂、五重塔，还有一棵几米见围的大楠树，相传空海在世时便有此树。”“善通寺在现代日本人的生活中也起着一些隐约的背景作用。但这不仅仅是宗教信仰的背景，而且也是文化传统的背景。在这个背景中，有着中日两国文化久远的交流与汇合，有着两国人民久远的友谊与深情。”
从香川的善通寺到西安的青龙寺，从纪伊半岛的高野山到奈良的东大寺，这是空海大师的佛教之旅，也是盛唐文化的一段东传之旅。我用了二十年的时间，行走在这个历史之道上，寻访空海大师的遗迹，缅怀他的文化事业，也在自己的心灵中升华出绵绵的思古幽情。
武斌，历史文化学者，研究员。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特聘教授。南开大学哲学系毕业，曾任过辽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、沈阳市文史研究馆副馆长、沈阳故宫博物院院长，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、辽宁省文联副主席等。现兼任北京中外文化交流研究基地特聘研究员、上海师范大学丝绸之路研究中心研究员、黑河学院远东研究院客座教授、天津大学人文与人才发展智库研究员。
主要从事中国文化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，已出版著作数十种，近年出版的主要有：《故宫学与沈阳故宫》《丝绸之路全史》（2卷，年度30本中国好书）《文明的力量——中华文明的世界影响力》（年度中国好书）《孔子西游记》《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史纲》（2卷）《沈阳故宫四百年——一部叙事体的文化史记》《新编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》（6卷）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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